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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里律师王致在为李晓明辩护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他的确犯下了难以原谅的罪，我会说他是个罪人，可是他不一定是个坏人。”
正如他所说，有时候人们眼睛里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全部，罪人一开始也不一定想当罪人。有的人是天生的恶人，有的人却是不得已做了恶人。
(资料图片)
正如本文的主人公韦爱烈，事情发生在2013年，在众人眼中她是一个寡妇，更是一个杀人犯，是什么让她走向了犯罪的道路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？
韦爱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清秀，双眼皮薄嘴唇瓜子脸，身边从不乏追求者。当然，她也不只是空有美貌的花瓶，干活也是相当麻利。
结婚之后，她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，照顾孩子，伺候公婆，样样说得过去，在村子里也是多有贤名。丈夫也很对得起她的这番真情，对她也很疼爱。
只是天不遂人愿，这样的幸福生活随着丈夫的意外去世戛然而止。当时听到噩耗之后，她只觉得双腿发软，很难想象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之后自己和孩子们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。
她没有什么文化，也不懂什么技术，当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她除了会干点农活也没什么其他的谋生手段，当时她就想跟着丈夫一起去了。
但回头一看年幼的孩子，年老的母亲，她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不负责任，于是，伤痛过后她便打起了精神准备开始好好生活。
可是，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别的，当家庭主妇和去外面打拼完全是两回事，而且她是个寡妇，俗话说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。
因着她的身份，去了外面那些人看她是单身，又有点姿色，以致于常常会碰到一些骚扰她的人，而且时间久了，村子里也会传出一些闲话来。
孩子们和老母亲都生活在村子里，为了防止那些闲言碎语影响到他们的生活，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去外面打工，重新操持起了家里的农活。
说起干农活她确实是一把好手，可惜她毕竟是个女人，干农活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力气，以前丈夫在的时候他还能给自己搭把手，如今成她自己了，确实有点力不从心。
不过，大概是同情她一个人不容易，丈夫生前的一个好友叫蒙建和的经常过来给她帮忙。蒙建和的出现对她而言就仿佛一缕阳光照进了沼泽。
随着蒙建和对她的帮助，她也开始对对方产生了另外的一种期待，时间久了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便变得不一样了。
慢慢的，两人便越了雷池，走到了一起。只是为了防止被村民说闲话，两人也就没将这段关系公开。
由于两人都是私底下交往，所以蒙建和只能偶尔过来和韦爱烈同住，这也使得在村民们的眼里，韦爱烈始终是孤身一人，这也让同村的光棍汉黄显干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。
在蒙建和不在的日子里，黄显干经常过来骚扰她，言语骚扰都是轻的，有时还会动手动脚，碍于孩子和母亲在家，她也不敢太大动静的反抗，毕竟这种事情闹出去总归是不好看的。
而这种不反抗在黄显干的眼里就是默认了自己对她的骚扰，等同于勾引。于是，他的骚扰逐渐开始明目张胆，有一天，趁着邻居外出，他又跑到了韦爱烈的家里，将她堵到床上。
强行侵犯了她，事后他还威胁说，要是敢把这件事捅出去，便杀了她全家。这让韦爱烈直接就是敢怒不敢言。
说个题外话，其实韦爱烈在第一次受到侵害时就应该提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，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强奸妇女是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。
如果当时她能勇敢的站出来，也就不会有之后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事情了。而有了这一次，便也就有了更多次。黄显干是个光棍，一天不务正业。
一有空精虫上脑便惦记着跟韦爱烈床上的那点事儿，而第一次得逞之后，看着韦爱烈听话的没有闹出什么动静，便更加放肆。有时候，即使韦爱烈的孩子和母亲都在家。
他也逼着她跟自己发生关系。可以说，韦爱烈就是他泄欲的工具，为了让她服从自己的安排，他还给她办了一张自己专属的电话卡，要求她随叫随到，不然后果自负。
韦爱烈虽然不情愿，可一想到家人便只能一味隐忍，直到有一次，韦爱烈因为在忙没接到黄显干打来的电话，他直接背着炸药跑到她家说要跟她全家同归于尽，这一行为直接将韦爱烈吓傻了。
她万万没有想到黄显干真能做到这种地步，自己受多少凌辱都无所谓，可自己的孩子还小，他欺负了自己，如今还要杀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是她万万不能容忍的。
于是，几番挣扎之后，她打通了蒙建和的电话，最终在两人的合谋之下，在猪圈中杀死了黄显干，这也使得整个事件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结局。
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在本案中，韦爱烈杀人虽然情有可原，但是毕竟是一条人命葬送在她的手里。
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罪过，法律可以制裁他，但是她不可以代替法律执行判决。
等待她的，也只有法律的审判，只是让人可怜的则是她那几个年幼的孩子，失去父亲已经是极大的痛苦，如今母亲也无法陪伴在身侧，实在是让人叹惋。
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条来源于汉莫拉比法典的规定，在今天仍然是许多人的选择，但是这种方式无疑是在违法的边缘来回试探。
尤其是在普法不足的农村地区，暴力手段显然比法律手段更加有效，但是以暴制暴真的比法律更有效吗？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加以分析。
首先，我们可以确定死者黄显干的所作所谓已经构成强奸罪，所谓强奸罪就是指犯罪人违背受害者意愿，使用暴力，威胁等手段迫使受害人进行性行为的罪行。
黄显干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构成强奸罪，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。强奸是一种严重摧残妇女性自主权，伤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罪行。
强奸罪的本质不在于性行为过程中是否实施了暴力，胁迫手段，而是看性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。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行为，以及妇女是否反抗等只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外在表现。
尤其是强奸犯罪的发生往往是隐蔽且错综复杂的，尤其是在暴力手段逐渐淡化的现在，是否违背妇女意愿更应该是处理案件的重点。
简单来说，上述案件中，韦爱烈最初因为黄显干的突然袭击和威胁，可能是出于措手不及，出于对个人名声的维护，所以不敢抗拒，表现的“半推半就”。
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黄显干的强奸行为。强奸犯罪侵犯的是妇女对性的自主权，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侵犯，韦爱烈的寡妇身份让她和蒙建和的情人关系是不违法的。
但是她的身份和行为不应该成为受侵害的理由。但是众所周知，性行为是一个过程，妇女意愿可以从不同意到同意再到不同意，是存在变化的，一般根据最后的意愿给行为定性。
但是妇女的事后反抗行为也透露出她的意愿，脱身后向好友倾诉或者报警等行为，都可以是强奸罪名成立的重要证据。
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强奸罪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如果韦爱烈向蒙建和求助是为了报警处理，那么黄显干早就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而不是酿成今天的惨剧。
蒙建和和韦爱烈两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，这不是出于邻居义愤或者失手，而是两人有预谋的杀人，虽然因为黄显干的过错，可能不会判处死刑，但是长年的牢狱之灾是不可避免的。
两人以暴制暴的手段换来了什么？是家庭的破碎和牢狱之灾，这只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。
雨果曾在《悲惨世界》里写道，有罪的不是犯罪人，而是制造黑暗的人。在本案中，黄显干显然就是那个制造黑暗的人，他一步步将韦爱烈推向了犯罪的道路。
而韦爱烈，正如片头所讲，她是一个罪人，却未必是一个坏人。她原本也想平静的生活，可总有人来扰乱她的生活，最无奈的是，她是一个女人。
从生理构造上来说她就是一个弱者，力量的悬殊让她蒙受委屈。可是，以暴制暴也从来不是制止犯罪的最佳手段。
2017年，女星艾丽莎·米兰诺等人发起了“Me Too”运动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，如果韦爱烈在第一次遭受侵害时能不惧别人的眼光站出来说“Me Too”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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